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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者:admin   时间:2019-02-16 15:52   

  五十多年前,沉醉于小提琴优美旋律中的曹老师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再教育”的重点对象。四十多年前,她满怀憧憬走进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也未曾料到自己的学业会在一年后戛然而止,一别就是十三年。三十多年前,当她被调往大西北工作时,未敢奢想有朝一日自己还能重返家乡,重返校园。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她从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成为中科院院长的“大弟子”,这时的她更不会想到两年后自己竟会为生计发愁,最后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游戏这条路。

  “我们自嘲就像是等待被捞的饺子。大部分饺子都留在汤里,最后煮烂了。我很幸运地成为了被捞上来的那只饺子。”曹老师的经历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一个缩影,1965年,她考入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只上了一年课,就遭遇十年“文革”,学业荒废。1970年毕业后,她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同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往大西北,在青海制药厂一呆就是八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也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曹老师与丈夫为了离开青海而拼命读书,那一代人称之为“考户口”。最后她考进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回到家乡福州,1982年又考取研究所的量子化学博士,成为了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的“大弟子”。那一年,全国的中科院系统只有104名博士,女博士更是只有4人。

  “这就是我的青春。”曹老师感慨道。一场运动毁了她的青春,也毁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她说自己还算幸运,许多“老三届”返城后找不到工作,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而她却走进窗明几净的研究所,拿到了每月140元的工资,一切就像是做梦。

  唯一的遗憾是家庭的不完整。曹老师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青海,由于高原不适,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上海的爷爷奶奶身边。之后的十几年,父母与孩子只有春节才能见上一面。那时曹老师经常做梦回上海看望孩子,每次想到孩子,夫妻俩都会抱头痛哭。

  1988年,曹老师博士毕业后的第三年,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龄。为了与他们团聚,她决定放弃研究所的优厚条件,停薪留职。夫妻俩积累了一年的工资后,来到上海。

  由于没有上海户口,夫妻俩进不了正式单位。没有工作,也没了收入,一夜之间从知识分子变成无业游民,曹老师仿佛由天堂跌落人间。“我伤心地想,此生再也没有回研究所的机会了,我只能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了。我想过去做小摊贩,卖卖食品。隔壁的老太太靠卖葱姜每个月都能赚200块,我一个博士生怎么可能赚不到钱?”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全民皆商的狂潮,在那个知识贬值的年代,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远低于其他劳动者,社会上流传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顺口溜。许多高级人才放弃学术研究,下海经商,其中大多数都流向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贸易公司或是简单赚取差价的小公司。

  为了维持生计,从未拨过算盘珠的曹老师也决定下海做生意。可惜第一次下海就呛了一大口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挂靠单位悉数吞掉。忙了半天,一分钱也没赚到,曹老师心灰意冷。这时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改革名人听说了她的处境,特地邀请她去合肥给学生作演讲,演讲结束后还给了她50元辛苦费,对她说:“希望你明白,知识是有价的,是可以赚钱的。”这次经历让曹老师想通了一件事:下海不一定就是去夜市摆摊。

  曹老师仍然清晰地记得1989年春天的那个午后,她去参加同学聚会,在那里碰见了一位毕业后去香港定居的同学,他以外商身份在豫园附近的一家街道工厂投资了5万美元,生产黑白电视机和毛绒玩具。得知曹老师的情况后,同学邀请她去这家工厂上班,由她领头组建一个电脑研究所,还给她开了每月400元的工资,外加100元补贴。“简直是天价,我能养活一家人了!”曹老师欣喜若狂。

  曹老师用4万元启动资金买了两台80286电脑,然后公开招聘工程师。被称为“洋行”的外资企业当时还是一件稀罕事物,前来应聘者多达两千人。研究所办了起来,可这个“研究所”与她之前从事学术研究的那个“研究所”截然不同,在这里,效益是第一位的。做什么才能让研究所盈利,曹老师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人家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我一定要报知遇之恩。”那些日子,曹老师满脑子都是“赚钱”二字。

  一次去同学家玩,曹老师看见一台长方形的黑色机器,一头接在电视上,另一头接着个小方盒。同学告诉她这是台专门用来玩游戏的机器,叫做“雅达利2600”。早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曹老师也是游戏爱好者,每次在机房等PDP-11的运算结果时,就会跑到苹果电脑上去玩“挖金块”游戏。见了这台“游戏专用机”,曹老师灵机一动:游戏机的原理应该和电脑差不多,如果自己的研究所也能生产游戏机,该有多好。

  曹老师立刻跑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玩具柜台,去看是不是有游戏机在卖。在那里,她看到了三种机器:一是改过制式的FC原装机,一台机器加一盘卡的价格在1500元左右,被称为“高档机”;一是“小天才”之类的FC兼容机,价格600多元:“低档机”雅达利2600也有卖,只要400多元。曹老师买了两台FC兼容机和两台雅达利2600,准备回去后拆一台做研究,另一台做比照。

  在商场的游戏机柜台前,曹老师看见许多孩子,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上的游戏演示,对周围的事情一无所知。孩子们对游戏的这种专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考虑到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价格,曹老师决定先着手研究最便宜的雅达利游戏机。能否仿制,首先要看机器的CPU里是否有程序,如果像单片机的微处理器那样预设了程序,就没法自己生产了。曹老师托朋友去一家香港供应商那里进了三套CPU和配套IC,然后把原机的CPU焊下来,再把买来的CPU焊上去,一开机,扬声器里飘出了熟悉的声音,大家立刻欢呼起来,看来自己生产没问题了。接下来测试游戏卡,那时的游戏卡是用EPROM做的,把EPROM脱下后,将游戏ROM读出,再买来新的EPROM,把游戏烧进去,线路板仍然用原来的,做出来的游戏卡也完全能用。

  机器和卡带测试通过,但没有外壳的裸机不可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时正好有一位做电子产品的朋友手头有20个闲置的游戏机外壳,虽然这些外壳的开模水平很差,工艺也很粗糙,但为了尽早把试验品转化成商品,曹老师也顾不了这么多了。第二天一早,大家开始焊接,三台做好时已是下午,曹老师马不停蹄地把它们送到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的玩具柜台,请对方代销,没想到玩具柜台的负责人一口回绝。这三台“山寨机”的价格虽然比市面上的同类商品便宜,但它们的外观实在太过简陋。曹老师说了很多好话,还偷偷给负责人塞了些饮料、点心之类的“好处”,就这样一直磨到下午5点,三台“山寨机”终于被摆进了柜台。曹老师拿出事先写好的宣传板,挂在玩具柜台和百货商店的门口,板上写着:“引进美国雅达利游戏机技术,自行生产,价格优惠。”

  奇迹发生了,三台“山寨机”几分钟内全部卖出,大家还没来得及把宣传板收起来,又有人过来打听,有个孩子听说卖完了,还哭了起来。晚上7点,玩具柜台的负责人打电话给曹老师,请她再送一批游戏机过来,有多少要多少,现金结算。曹老师高兴地想,这下终于有事干了。

  没想到回到厂里后,等待曹老师的不是褒奖,而是一通严厉的批评。总经理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把挑头的曹老师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训得比他大十几岁的曹老师在他面前直哭。原因很简单,这三台机器属于“三无”产品,没有产品名称,没有厂名厂址,也没有质量检验证,如果出了问题,被客户投诉,工厂会跟着倒霉。

  不过从这次尝试,厂里也看到了游戏机的市场前景,决定立项做游戏机。他们瞄准当时市面上最热门的“小天才”,把自己的机器起名为“小天使”。为了赶上儿童节的销售旺季,厂里打算生产五千台雅达利兼容机投放市场。可没想到把款打给香港的CPU供应商后,对方迟迟不发货,后来才知道对方生产的游戏机也要赶在儿童节上市,所以故意把货压迟。由于CPU到得晚,来不及组织生产,儿童节前他们只赶出了几十台机器,连包装盒都来不及做,只好临时找来一些咖啡色的盒子,曹老师戏称为“皮鞋盒”。

  这一年的儿童节过后,FC兼容机成为市场主流,雅达利兼容机开始滞销。不过年底结算下来,曹老师所在部门的利润仍然是全厂最高,占到了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年底,曹老师拿到厂里发的4000元奖金后,秒速时时彩赶紧买了两根黄金项链,准备送给未来的儿媳妇。

  就这样,从雅达利“山寨机”开始,曹老师走上了游戏这条路,再也没有改变过,她所在的这家工厂也成了国内最早的“山寨厂”之一。

  随着仿制门槛的降低,上世纪90年代初,FC兼容机开始大量出现,市面上的兼容机品牌一度多达十二三个,它们除了外型和某些按键的布局稍有不同外,内部构造、功能设计和附件配置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山寨货的出现令游戏机的价格很快走向平民化,国内最早的一批电玩迷也正是在这个时侯被培养起来。

  FC流行后没多久,“学习机”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山寨”概念也被创造出来。学习机的原型是任天堂1984年推出的“Family BASIC”,国人后来为它添加的打印机、录音机、扩展槽、软驱、鼠标、调制解调器等外设,已经令它完全超越了简单的模仿。尽管玩家对这个“杂交品种”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它是国内最早面向本土市场量身定制的游戏机硬件。

  这时的曹老师已经离开原单位,自立门户,做起了游戏机维修的生意,她还同深圳东达电器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名噪一时的金字塔学习机。“金字塔”这个名字就是曹老师起的,当时有个北方来的客户,看了这台学习机的原型后,称赞他们是游戏行业的金字塔,于是曹老师就把这款学习机定名为“金字塔”。金字塔学习机的特点之一是采用了多槽口设计方案,以方便扩充和升级,而“具有多个扩充槽的多功能电脑学习机”的专利权人中,就有曹老师的名字。

  之后十几年,曹老师的重心从硬件转向软件,先后成立了上海天苑软件、福州天苑软件、深圳亿万德软件、深圳东画软件,以及与台湾凌阳合作的智革软件,开发FC上的游戏和教育软件。1998年,她还和丈夫开过一段时间的“夫妻店”,她负责写软件、做动画和音乐,学药理出身的丈夫帮她把卡带的样品手工焊出来,然后交给工厂去批量生产。

  曹老师的家里现在还收藏着她经手过的25000多张不同的游戏卡,其中大部分是组合或修改别人的游戏,也有少数原创游戏,例如《美猴王》、《猎杀侏罗纪》,以及为纪念1997香港回归而开发的《九七港京拉力赛车》。在这两万多张卡带中,有一张特殊的FC合卡——“9999999合1”,简称“7条9”卡,是当年一个客户请曹老师做的。游戏选择菜单上有两只正在飞的鸟,背景音乐是《人鬼情未了》。这类合卡的出现,标志着FC游戏在中国迈入了最后的辉煌。

  今天的曹老师已经60多岁,还在东莞的一家公司给朋友帮忙,为一款国产多媒体掌机做技术顾问兼市场开拓,这款掌机从CPU到平台都是自主开发的。曹老师说她的梦想是支持中国人自己的游戏机产业。

  产业的正规化离不开本土品牌,哪怕是山寨品牌,这个道理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二十年前,中国的游戏机业曾经有过一次发展的机遇,可惜早期的“山寨厂”始终未能走出模仿与复制的套路。十六位机之后,随着硬件技术的大幅提升,低成本仿制主流游戏机已不再可能,中国离游戏机的自主研发也就越来越远,直到遥不可及。2000年6月,七部委执行《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禁止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子游戏机及其零附件的生产和销售,国产游戏机的诞生更是成了“不可能的任务”。2005年,盛大推出过一个神秘的“盒子”,但也在公布半年后即胎死腹中。今天,“山寨”掌机的出现或许会为这个尚不存在的行业带来一丝契机,曹老师认为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就没有同班同学到香港当老板。如果我没有考上研究生,就没有学习电脑的机会。如果我不是院长的学生,那位改革名人就不会注意我。只有不断往前闯,才会有后面的机会。”曹老师说。

  对曹老师的采访断断续续做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受金融危机影响,东莞经历了一场失业潮。当地政府称企业起起落落很正常,专家称这只是暂时现象,媒体称“这个冬天不太冷”。与之相对的,是全国各地上千万失业返乡的农民工。